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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斯兰教

伊斯兰教

从7世纪中叶到南宋末年的600多年间,阿拉伯、波斯、中亚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到长安、咸阳附近经商长期居留,他们把伊斯兰教带入关中。唐至德初年,阿 拉伯帝国应唐王朝的请求,派遣军队帮助中国平息了安史之乱。唐帝向救援的穆斯林官兵提出:可以留住京畿,允许同中国女子结婚;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 座。同时中亚的九姓胡诸国被阿拉伯帝国征服以后,这些小国的穆斯林也络绎不绝地来到长安及其附近的咸阳、三原、兴平、泾阳居住。宋、金时期,咸阳境内仍然 保持着东西交通要冲地位,由西域丝绸之路东来长安转往开封、江南等地的阿拉伯、波斯、中亚的穆斯林商人多以驼铃商队的形式往来。他们或因战乱受阻,或受宋 朝官吏挽留,沿交通线在西安地区逗留的不少。由于宗教信仰和民族心理相近,以及生活习惯等原因,他们与唐代居留在这些地方的阿拉伯、波斯先民后裔,逐渐接 近融合联姻。经过长期繁衍,子孙世代相传,使伊斯兰教在咸阳境内传授开业,也为元代伊斯兰教在咸阳、兴平、泾阳、礼泉、三原的进一步传播打下了基础。

元代是伊斯兰教在咸阳境内的大发展阶段。由于蒙古军征服了西亚、中东诸国,建立了大元帝国。阿拉伯、波斯及中亚地区的穆斯林,作为蒙古贵族的战利品和随从,被迫远离故土来到中国。这一时期,也是回族初步形成阶段。这对伊斯兰教在陕西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。
明清时期,由于咸阳各地穆斯林人数的不断增加,在渭城的胡家沟,泾阳的永乐店、塔底、三原城内,礼泉、兴平等地形成了穆斯林聚居区,清真寺也相应地在各 地逐渐修建起来。渭城、泾阳、三原等回民聚居区,农业、制茶业、皮毛业、土特产购销等都相当发达,经济地位远高于西安城内的穆斯林。明代后期,咸阳回族人 口不断增多,居住分散,通用汉语以及儒家影响日益加深,回族和伊斯兰教在发展的道路上又面临着新的问题,大多数回民已不懂得《古兰经》,“经文匮乏,学人 寥落”,于是东南地区由王贷舆、马注、刘介廉倡导兴起伊斯兰教经典的译述活动,“以儒诠经”。而咸阳渭城的经师胡登州(1522-1597)在西北首创经 堂创办以后,全国各地不少地方都效法学习咸阳模式,在清真寺办学,传授经文、教义。清真寺已成为发展宗教教育和回民活动的中心。由明代后期到清初,经过胡 登洲及其后继者的努力,经堂教育与清真寺组织管理制度日益完善,它一方面团结了广大回民群众;另一方面也解决了伊斯兰教“经文匮乏,学人寥落”的问题。其 次,经堂教育为中国伊斯兰教培养了许多名师、学者。这些名师学者在中国最早讲授并研究了阿、波文字,引进了当时比较权威的伊斯兰教理论,从而使阿、波语的 教学和伊斯兰教的某些信仰观念、法规,具有一定的中国特点。个别学者对阿拉伯的天文、数学、地学知识还发表了论述,有一批人又将中国的儒学伦理观念同伊斯 兰教的同类教义进行了交融,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。由明末到清代前期,各地在回民地区普遍办起了经常教育,为伊斯兰教培养了一批宣传宗教信仰和宗教法 规的继承人,为明清时期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,乃至今日各地清真寺沿袭的经常教育做出了较大的贡献。
    从明朝初期到清同治元年(1862)陕西 回民起义以前,是境内伊斯兰教发展的高潮阶段,由1862年以后约到1930年,是境内伊斯兰教衰微阶段。淸同治元年(1862),陕西爆发了震动全国的 回民起义,以反抗清王朝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。自同治元年回民起义失败以后,伊斯兰教在陕西的势力大为削弱,一千多年在这里生息繁衍起来的七八十万回族人 民,锐减为一万多人,各县的清真寺大部分被毁坏,只有西安城内无大变化。此后,伊斯兰教倍受歧视,穆斯林也在艰难困苦中度日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,一些 曾参加起义而居甘肃等地的穆斯林后代返回陕西,特别是抗日战争前后,大批河南、山东、河北等地穆斯林入陕,散居陇海铁路沿线的关中各县、市,他们以寺而 居,伊斯兰教也随之发展起来。西安、河南的穆斯林陆续来到咸阳、三原、兴平等县,开饭馆经营羊肉泡馍。由于穆斯林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习惯上的需 要,1938年在今咸阳市民院什字买地四亩,建起了清真寺。1948年三原城关清真寺建成。
   新中国成立后,各级政府深入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,咸阳、三原、兴平、武功、长武穆斯林正常开展宗教活动,各坊穆斯林过着民族平等、信仰自由的宗教生活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各地清真寺被迫停止了宗教 活动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落实,清真寺恢复开放,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国家法律保护。1984年12月,咸阳市伊斯兰教召开了 首届代表会议,成立了咸阳市伊斯兰教协会,刘书林阿訇当选为主任,买子奇阿訇为副主任兼秘书长。现任会长王国安,副会长马连春为主任。目前市区及三原、兴 平、武功、礼泉、长武、彬县共有清真寺七座,阿訇8人,全市穆斯林约1万余人。